钱钟书先生的《管锥编》是学术巨著，也是一般人很难通读的书，我一直以为这是它太过深奥的原因，现在突然发现了另外一种解说，是韩石山先生在《反叛了的“钱迷”》（见于今年第二期《书与人》杂志）一文中提出的，韩认为出现上述情况是钱著用文言文写作的缘故，为不曲解韩文原意，现将此段文字抄录如下：
对于钱先生的学问，我没做过研究（《管锥编》仅看过两本），不敢说什么，但有一点是敢说的，那就是《管锥编》等著述用文言文写作，我是不敢恭维的。若他能像胡适那样，用白话文写学术文章，纵然写得不太好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现在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，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《管锥编》白话本，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，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。我的前提是，若是道理，用文言文能说清的，用白话文也能说清；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，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。这里不存在对钱先生本人尊重与否的问题。
钱先生本是白话文高手，《围城》、《写在人生边上》就是好例，那么他为什么要用文言写学术论著呢？他本人曾经解释过，说是想证明被公认为死文字的文言文能够表达新思想还有生命力。对这一解释，韩先生有不信的自由，但他上术这段话却在不信中含有明眼人一看便知的意思，那就是钱先生用文言写《管锥编》是想掩饰道理的含混的是欲以艰深文其浅陋。这样看问题性质就严重了，因为它已关涉到一个大学者的学术品格。
韩先生的观点让人难以苟同。首先，韩文说若是道理，用文言文能说清的，用白话文也能说清；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，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”，这很对，问题是怎样判断道理说清与否又由谁来判断？一本学术著作即使把道理说得再清楚，读者若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也会有“天书”之感。以《管锥编》为例，就算钱先生改用他并非外行的白话文写作，素有研究的学者也认为说理再透彻不过了，而一般读者仍可能有“道理含混”的感觉；其次，一种著述是用文言还是白话并不能决定其是否有价值，学者选择何种语言也完全是他个人习性使然，比如陈寅恪终其一生只用文言，虽然胡适说他“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，标点尤懒，不足为法”，但他的学术成就世所公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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